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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拥军:大数据与人的发展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7-21

  大数据不仅意味着所有小数据联通为一个整体,而且意味着数据管理范围的拓展:不仅自然界实现了数字化、社会实现了数字化,而且人本身也实现了数字化。很多人都把工具视为人体的延伸,把电脑视为人脑的延伸。在这一意义上,工业化意味着人体的延伸部分实现了数字化,而新工业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则意味着人脑的延伸部分实现了数字化。我同意赫拉利的看法:到21世纪,人的肉体和精神本身也必将被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联通到网络中。这是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数据时代只是表明技术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自我超越准备了技术条件,并不意味着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必然进入新的阶段。只有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实现自我超越,人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具备其充分条件。技术的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都是交互主体性的表现。前文谈到,作为交互主体的社会本身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层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一旦作为一个交互主体,那么,它所面对的自然界就成为共同对象即社会对象,由此形成了“交互主体”与“社会对象”的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交互主体(或类主体)的发育程度,对应着自然界的社会发育程度即它作为社会对象的发育程度。⑧自然界作为个人的客体和作为社会的对象具有不同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个人不仅面对自然环境,而且面对社会环境,而异化劳动使人在两种环境中都被异化一样。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研究了随着私有财产即资本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体和社会对象必将被解放出来。20世纪以来,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走到了只承认“社会的自然”、否认“自在自然”的错误方向上,以至于一方面只知道强调社会生活的“异化”,另一方面却只知道自然界的社会化,而没有考虑到,人和自然对立的根源恰恰在于,随着社会的异化,自然界本身也被异化了。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不仅在于主体性的发展,而且在于交互主体和社会对象的发展。

  必须超越赫拉利单纯从技术的社会形态角度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研究大数据时代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指的就是个人,它体现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自由和财产的含义。自由意即个人自由,正如财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一样。从“人权”的角度看,自由的含义是指做任何不妨碍别人的事情的权利,因此“别人”就构成我的自由的界限,而不是我的自由的扩展。马克思评论说:“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⑨“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离的基础上。”同样,私有财产意味着“我的”就不是“你的”,“你的”就不是“我的”,因而是一种把人和人分隔开、对立起来的财产。马克思评论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可以被视为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⑩。从自由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看,自由并不是没有任何历史前提的,摆脱对他人的依赖需要物质基础,这就是财富或私有财产。在人与人对立的情况下,财产是自由的基础。人要获得自由,首先就必须通过谋生的活动来谋得财产。而超出自己需要的财产则转化为资本,成为占有无产者剩余劳动的社会权力,进而成为奴役无产者的基础。

  正是对财富的无度追求,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把数据管理应用到企业中,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韦伯所强调的复式簿记制度的发展,就为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奠定了基础。由此,数据管理不再仅仅限于公共事务,而是逐渐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微观领域,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人的发展的有效手段。问题是人与人的分隔和对立同样扩展到作为法人的资本主义企业,扩展到整个生产和生活领域,导致数据也被隔离开来,不能分享。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正如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是互相分离、彼此对立的。为了保证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各个企业之间一方面尽量攫取数据,另一方面对其他企业封锁数据。资本主义在企业或法人层面采取集中式数据管理,在社会层面却采取分散式数据管理。这就使企业的效率不能充分转化为社会效率。相反,由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社会所保护的仅仅是人与人分离和对立的权利,而不保护融合和沟通的权利,社会本身就成为经济的附属物,交互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经济上讨价还价的交换关系,表现为“经济人”之间的关系。数据管理由此成为拥有数据的人的权利,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权利。

  脱离经济的社会形态,就很难看到交互主体与社会对象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数据管理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凭借对数据的占有实现对他人的统治的问题,因而对于大数据的社会意义也很难有正确的估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资本的附属物,大数据必然落到大企业和有钱人手中,正如在此之前人和自然都已经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一样。现在在网络上做什么都要求登记个人信息,而人们对由此造成的个人信息权利的丧失并没有应有的警惕。为了换来免费的电子邮箱,或者为了参加一个小游戏,也许是为了网购,我们亲手把个人信息交给各大企业,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自己的数据自由和数据财产。按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本来含义,即有资产的阶级和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划分,掌握大数据的人将成为数据资产阶级,而交出数据的人则成为数据无产阶级,由此造成人的发展的分化。有些学者甚至造出了“数字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用赫拉利的话说,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钱人将成为超人,而原来的无产阶级将成为无用阶级。

  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是指丧失了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的阶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之所以战胜了精英进化主义,正是由于它认识到无产者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吸收进自由主义体系,给予无产阶级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但是,这种地位仅限于为经济和军事所必需的限度之内。用马克思的话说,无产阶级并没有改变没有资产(或资本)的命运,无产者的地位的提升只不过表明,他们由悲惨的奴隶变成了体面的奴隶。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政策,也只是保证人的肉体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赫拉利谈到追求快乐和不死、升级为神,这都限于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而不会普及到穷人,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购买力,成为大数据的拥有者和大数据时代的消费者。随着人工智能取代大部分工作,由于绝大多数人将会失业因而丧失固定收入,他们虽然可由社会提供肉体生存的条件,但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大数据时代的服务如昂贵的医疗服务、头脑和身体的升级等服务,只好沉湎于廉价的电脑游戏中不能自拔,成为网瘾一族。在上层人士看来,能够让无用阶级实现肉体生存已经是极大的慈善事业,没有必要让下层人士在身体和智力上升级,成为危及自身阶级地位的竞争者。

  有些人更进一步,认为人工智能或机器算法会统治人类。我们看到,“无用阶级”的前景已经足够悲惨,足以让人们行动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悲惨的可能性虽非杞人忧天,但却没有必然性,相反,人工智能或机器算法统治人类的前景对于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同样都是威胁,反而有可能使人类团结起来。按照赫拉利的看法,智人之所以在进化史上胜出,并不是单纯由于算法或数据管理,更由于交互主体性或社会性,由于智人的团结。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数据管理只是流,交互主体性或社会性才是源。只有在排除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可能性之后,我们才能说,人类的前景必然是悲观的。相反,随着技术的社会形态走向大数据时代,如果由经济人构成的社会形态走向结束从而建构起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交互主体性或社会性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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